东方早报:被冷落的乡村医疗卫生

 

  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是从农村开始的,二十多年以前一些有胆有识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土地承包制,这一举措冲破了农业合作化以来吃大锅饭的被动局面,使被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。

  而我国的医疗改革事业则是从城市着手进入的。十多年以前一些有头有脸的人,冒着风险开始了各种医疗卫生改革措施,使原本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医疗事业一下子走向了市场。 商品经济的手段与陈旧的卫生行政体制相结合,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。没有人怀疑医疗事业的本质是救死扶伤,也没有人怀疑商人的真理是追求利润,如果把他们进行单独的衡量,救死扶伤也好、追求利润也好,原本并无过错,但是如果把这二者嫁接在一起,则必然产生一种冲突,正是这种冲突困惑着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,并且渐渐地走入了无法自我解脱的怪圈。

  设计者最先想到的是双轨制,人为地划分价格界线,规定超过界线的不得报销。所谓报销是一种福利手段,因为个体的情况不同报销的比例也有所不同。另一方面,医院是要划分成等级的,不同等级的医院费用有所不同,制药商和药品供应商也是要分出高下的,同一药品由于厂家不同,包装有异,价格自然也就贵贱参差。加上市场经济中混杂的不良现象,红包的大小,良心的好坏,如此这般,竟如千头万绪,最终制度设计者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医疗改革事业面临困境。

 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冷落了另外一个事实,把土地分产到户不难做到,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他们的辛勤。但是有些需要社会承担的义务,却无法划分到每个农民的户下。学校不好分,于是教育部门将大量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,把教学设施和力量集中起来,有的千方百计向学生家长乱收费,有的挖空心思拖欠教师的工资。再苦不能苦了孩子,再穷不能穷了教育,于是在忠于教育事业和善良传统的信条下,农村的教育工作尽管面临无数困境,仍然艰难的维持着,抱着希望等待着希望的到来。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就更加困难,药品无法分下去,医生难以整上来。

  几十年以前,农村曾经有过一大批赤脚医生,所谓赤脚是标明了农民的身份,所谓医生是想说这些人具备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。如此半农半医,素质难以把握,尽管也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医疗的方便,但用科学的眼光审视,自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新时代。于是原来活跃在村村寨寨的赤脚医生们,只留下个赤脚的身份,医生二字被扫荡殆尽。可惜赤脚的下田了,穿鞋的又不肯来,使农村的医疗事业同样陷入困境。

  如果说在城市中有人生了病,将面临很多困难,排队挂号,交押金,求大夫,没有钱的可能看不起病或者看不好病。生活在农村的人生了病又怎么样呢?他们将面临的可能是一场灾难,甚至是一场灭顶之灾。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,也要跑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中求医问药,有些急症病人最终未能活着赶到医院。遇到家庭经济有困难的,千方百计赶到医院又能如何呢?只有长叹息。因此有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。有诗为证:生命诚可贵,药品价更高,若为生活故,有病不敢瞧。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了病人,又是久治不愈的,那就只好全家一起脱富致贫。于是那句口号在这儿就变成了:再苦只能苦了病人,再穷只好穷了医院。

  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,他们看病的问题更为制度设计者始料未及。尽管城市里近年开设了一些私人医院,但多以高档著称,显然是为了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提供服务的。只有在城乡结合部偷偷摸摸设立的一些小诊所,才是农民工们求医问药的去处。这些所谓的小诊所又绝大部分属于没有医疗资质,没有医生证明,甚至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的三无诊所。但是这里有价格便宜能够临时治疗一下的药品,而这些又是农民工所期待的。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,年龄多在18岁至40岁之间,但是再强壮的身体也会生病,这一部分人的医疗卫生问题,似乎同样被我们冷落了。

  一个社会的医疗保健体系,主要依赖政府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统筹兼顾,简单的行政命令或者简单的市场行为,都不能解决我们社会运行中所面临的医疗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。在医疗机构日趋多元化的今天,不论是何种体制下的医疗机构,都不能忘记救死扶伤的根本方向。人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,并不必然平等,但是人的生命权利是绝对平等的,因此在医生的面前或者医疗机构的面前,所有的不幸生病的人们只有一个称号患者。而所有的患者都等待着我们去救治,去伸出救死扶伤的援助之手。

  我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童谣:大和尚有病二和尚瞧,三和尚抓药四和尚熬,五和尚挖坑六和尚埋,小和尚一旁哭起来,轮我有病找谁抬。我们的社会应当建立一种公平的机制,不仅仅是耕者有其田,而应当是老有所养,病有所医。(田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