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群蛀”现象依然严重
　　

王利民说，贿赂案件的窝案虽然复杂、工作量大，可一旦打开突破口，就会势如破竹，反而比孤案容易查办。因为多个嫌疑人的口供、提供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，形成证据链。查办窝案的难点在于，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。很多案件在检察机关查办前，嫌疑人之间就已经互相订立了攻守同盟，为开脱罪责做了准备。

2006年，宁波市反贪局掌握了市电力局原党委书记姜肖川受贿的线索。没想到，检察机关接到举报没多久，风声就泄露了。

“各种关系就找来了，说情的、施加压力的，都有。”颜华说，检察机关办案的隐蔽性没有了，嫌疑人的反侦查工作也开始了，转移资产，跟行贿人串供。

　　等到颜华和同事讯问行贿人时，对方早有了准备，“跟我们装精神病”。在颜华对面，行贿人说话语无伦次，自己打自己耳光，“甚至要挖掉自己的眼珠”。

　　“我们开始也不好断定他到底是真是假。”颜华回忆说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他一夜看着行贿人没合眼。直到给那个人做了精神病鉴定，这一关才算攻克。

　　经过对电力系统有关信息的收集与分析，颜华和干警们认为，在该系统领导班子中，极有可能隐藏着重大的职务犯罪。

　　“我们没有直接找局长。”颜华说，我们采取了迂回侦查的策略，层层推进，先从基建处处长入手，再深挖其他人的犯罪问题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侦查，接连查出该系统5个领导干部受贿窝案，涉案金额达650余万元。

　　“近几年，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。”林喆表示，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。一名市委书记，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，平行连接着其他“互为参照”的地厅级官员，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。进入这个圈子的，大家彼此心照不宣，个案变成惯例，甚至成为潜规则。

　　2006年，林喆曾撰文指出，当年的官员腐败呈级别高、贪腐数额大和“群蛀”现象严重的特点。这些特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，林喆说：“2007年，‘群蛀’现象严重依然是官员腐败的特点之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