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資，非同小可！

經濟學家們認為“低工資制”已成歷史

　　中國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們關心什麼？從他們汗牛充棟的著述和文章、講演中，不難發現，他們大都非常關心“經濟發展”，關心GDP總量，還關心增長速度。這當然也難說有什麼錯。但不過，我注意到，他們大都很少論述“分配”問題，他們不關心這個。

　　其實，這是個很難繞開的話題，目前也是個充滿危險性的事物。看中國歷史上的多數動亂，主要源於分配不公，而不僅僅因為經濟的困難。而且，經濟即使發展了，土地的過分兼併和人民的貧困化，也會使得全社會最終走向“天下大亂”。這是中國歷史進程中一再表現出來的、不可改變的邏輯。

　　所以，只管發展經濟而無視分配問題，恐怕最終只能將社會引向動亂。

　　再說，在理論上，像人類的一切動作一樣，發展經濟總得有個目的。我們總不能說：發展經濟就是為了經濟發展。我認為，經濟發展的目的，就是為了讓人們能享受其成果。問題是：是極“少數”人享受，還是大“多數”民眾都能享受？這就涉及到了“分配”問題。我知道，我們經濟學界也有人申請到了課題費、研究所謂“收入分配”問題，但是，鮮見有人鄭重其事地提出中國的“低工資制”的問題。

我認為，這是中國經濟學界一個很大的理論疏忽。

　　當然，說主流學者完全不理睬“低工資制”也不是事實。他們也會偶爾順便提及此事，但他們多認為“低工資制”是改革以前的制度，董輔礽、吳敬璉等明確說到“計劃經濟”時期的“低工資制”，稱它是當時的、過去的。從網上可以看出，不少經濟學家認為，過去是“低工資”，但是改革後已經變化了。最令人感到幽默的，是著名經濟學家王玨、高鴻業提出了幾個消費階段：（1）“元級和10元級”階段，是從建國開始到60年代初。他們指出：這一時期是“從供給制到低工資制的實行”。然後是（2）“百元級”階段。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後期，比較時髦的消費品是所謂“三轉一響”（即自行車、手錶、縫紉機、收音機）。（3）“千元級”階段。從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。該時期消費品的檔次已經大大提高，諸如電視機、電冰箱、洗衣機等在消費品結構中佔據突出地位。他們指出：“這一時期人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”。（4）“萬元級和10萬元級”階段。他們認為：中國人的吃、穿、用已得到基本滿足。有代表性的消費品是房子、小汽車等，消費品的價格在萬元、數萬元甚至數十萬元。於是，他們歡快地判斷說：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，現在正向10萬元級的臺階邁進。

　　從這裏不難看出，經濟學家們認為“低工資制”已成歷史。

　　但這裏，經濟學家的理論令我不服。我認為，用一些消費品的不同，並不能證明“低工資制”什麼。今日的電視機，也並不比60年代的手錶更加昂貴。以我自己為例，60年代末畢業時，3個月工資才能買一塊手錶；而今天，我2個月的退休金就可以買一台3千餘元的彩電了。其實，消費品本身的變化，只能說明技術的進步，並不能說明工資的高低。古代皇帝通常是全國收入最高的人了吧，但他們全都沒有消費過彩電，見過手錶的皇帝也只寥寥，但能說皇帝們的收入是“元級和10元級”的嗎？

如何能夠改變“低工資”狀態？

　　我曾在未獲出版的一本書稿中寫道：對於中國大多數勞動者來說，最痛苦的是事情，還不是就業率太低，而是工資太低了。在建國前和建國初期，一個人工作能養活一家子人。但是目前，由於工資太低了，而中國各種能收費的地方都使足了勁斂錢，所以一個教育部副部長說他們夫婦兩人養活一個大學生都難！瞧，那就更別說全國人民，特別是生活悲慘的農民了。

　　農民在鄉鎮企業的工資收入，我不知道國家統計局是如何規定的，大概不包括在“工資總額”中，那起碼當有8000億元規模，可能會歸於農民的收入。但是城市裏的所謂“農民工”，其工資收入總應當包括在“工資總額”中吧。而誰都知道，民工們的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，低得毫無道理！但是現在誰能提高他們的工資呢？沒有人！

　　人們不會忘記報紙上盛傳的美談，溫總理為農民工“討工錢”。但顯而易見，溫總理不能給農民工“定工資”。那麼，由誰來決定農民工的工資呢？那是黑心的老闆。

　　歷史的規律是：只要工資由老闆來定，那就肯定會是最低的工資，甚至是不足活命的工資。能不能改變這種情況呢？令人遺憾的是，我沒有見到今天的任何中國學者提出這個問題！我也沒有見到任何酒足飯飽的國家官員們說過這個事情！他們顯然認為，民工的工資，當然是由老闆來定，那是天經地義！

　　現在，人們顯然不能把提高工資的希望寄託於國家。因為對於絕大多數單位來說，國家頂多能制定出一個“最低工資標準”。好了，這個低標準，也往往就真的是千千萬萬民工的實際收入。對於那些黑心腸的老闆們來說，就這點錢，他們也是不願意給的。在幾個月前著名的王斌餘案件中，王要討還2000餘元欠薪，包工頭卻只打算給他50元！

　　平心而論，這倒也不能完全怪國家無情無義，因為很多事情，國家已經夠不著了，手臂已經太短了。中國已經不像改革前，那時大多數單位都是國家直接控制，國家若是決定漲工資，只消發個“紅頭文件”就行了。現在，不僅私企職工的工資國家管不著；就是國企，也往往是貪得無厭的高管CEO說了算。工人麼，那不過是一群發不出聲音的“人手”罷了。

　　目前，國家只有能力給國家幹部、公務人員漲工資。而現在，這種本來合理的動作，卻使得企業的廣大員工格外氣憤。因為國家收了那麼多的稅！2003年2萬億元，2004年2.5萬億元，2005年3萬億元，一年又一年猛漲，但“國家幹部”以外的人們，卻是很難得分到一杯羹。由於工資漲不上去，所以，人們的氣惱是正常的，於是這種情況下，即使是合理的公務員加薪，也反會使社會上更加人心動盪。

　　那麼，到底什麼樣的途徑能夠提高“被雇人員”的工資呢？

　　這個途徑是有的，就是允許並保障工人向雇主方“集體爭議工資”。只有這個工聯主義政策，才能真正保障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。否則，中國就只能是個18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。我認為，歷史上羅斯福新政給予的“集體爭議工資”的權利，是真正解放工人階級的大憲章。19世紀的老馬克思及一代一代老共產黨人曾夢想解放工人階級，他們沒有做到。他們過於看重“政治層面”，結果是工人和勞苦大眾的政治鬥爭成果，幾十年甚至幾年後，往往就被“新一代”的政治統治者奪去，已經成了一個規律。對於工人階級，政治成果既失，經濟權利也沒有了。

　　公正地說，馬克思在一生中都憤怒地指責對於工人的殘酷剝奪。像他一樣，在“被雇傭者”和“雇主方”這兩個面，我內心的同情，也始終在付出血汗、並終日創造剩餘價值的“被雇傭者”一方。我不明白，面對今天中國工農大眾的痛苦的臉，那些睥睨窮人而抱富人粗腿的、沒有良心的中國學者還敢笑馬克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