眼下的鸿逵，穿着合体的深色西服，系着干净整齐的领带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。他身材魁梧，嗓门宏亮，而那些病人，个个脸色蜡黄，目光呆滞。

　 5年前，当鸿逵被送到北京安定医院治疗时，他的情况比眼前所有的病号还要糟糕：每天起码喝半斤以上的白酒，常常醉倒街头；那时，他身体肥胖，患有严重的“酒精肝”。

　 “我30岁之前的生活太顺利了。”鸿逵说，16岁参加工作，很多同学都上山下乡，他顺利地留在城里，分配进一家国营工厂。19岁成为厂里最年轻的党员。1975年上大学，毕业后分配到国家部委机关，担任团委书记，意气风发。

　 刚参加工作时，鸿逵和朋友们喝了一瓶葡萄酒庆祝―――那是他第一次喝酒。“觉得特别舒服、兴奋，回家美美睡了一觉。”以后，鸿逵总是盼着喝酒。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喝酒是什么痛苦的事。有时和同事打赌，他一气儿能喝下一大茶缸子白酒。因为喝酒豪爽，交了不少朋友。

　 真正开始嗜酒，是在1985年。他承包了部委机关食堂，干了几个月后不得不承认失败，觉得很没面子，于是破罐子破摔，玩命喝酒，常常喝得溜桌子，或者无缘无故给人下跪。朋友们开始离他远去。再后来，鸿逵下海办广告公司。没几年，也办砸了。“这时，酒精已经像一个附体的魔鬼缠上了我”。

　 一次酒后驾车，他压伤了一个行人的左脚。另一次，他闯进了禁行的市场，把一个妇女的脚压成粉碎性骨折，人家使劲敲车窗，他就是不下车。有人拿了折叠椅横在他车前，鸿逵狠踩一脚油门，车头顶着折叠椅的铁支架就上了二环路，路上又蹭了一辆面包车，然后驾车逃逸。酒醒后害怕不已。这次肇事赔偿了两万多元。

　 鸿逵后来明白，自己的酒瘾来自遗传：姥爷是个酒鬼，母亲因此患有癫痫；哥哥原本是文工团演员，因为酗酒两度离婚，患了精神分裂；另一个表哥，46岁因酒精中毒过早去世。

　 从1997年到1999年，鸿逵没有工作，全靠爱人的工资生活。逢年过节，鸿逵肯定是在医院的急诊室度过，爱人匆匆拿了住院费赶去照顾。他也试着戒酒，但过不了几天，总又烂醉如泥。他不好意思面对妻子，跑回天津父母家中。整夜睡不好，总觉得楼下有人对他指指点点，说他坏话，“其实全是幻觉”。

　 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一个人出门买药，却鬼使神差跑到一个小餐馆，要了瓶啤酒。“我告诉自己，只要一瓶。结果是一瓶又一瓶。整整一天喝了3斤白酒，37瓶啤酒。”喝完酒，鸿逵去了家洗浴中心，睡了3天3夜。第4天醒来，裤子全是湿的。他打电话叫来父母付账，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，搀扶着200多斤重的儿子往家走。鸿逵觉得特别内疚。

　 听说北京安定医院有治疗酒精依赖的门诊，鸿逵立即赶回北京。医生采用的是用心理治疗加药物治疗的办法，让酒精依赖者坐到一起，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。前几次，鸿逵一言不发。直到第4次，他终于说出“我是个酒鬼”后，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。

　 鸿逵已经5年零3个月没有喝酒了。他每周至少要参加3次酗酒者及其家属的活动，讲自己的故事，也听别人的故事。和他一起参加治疗的人中，有人复喝了，有人因此喝死了。这些活生生的例子，促使鸿逵痛下决心从此远离酒精。

　 “我是个酒鬼，我对酒精无能为力。它使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但总有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力量，能使我重新清醒。”每一次，鸿逵都拿这句话做开场白。他一次次地告诫其他酗酒者：对我们来说，一滴酒都太多。

　 如今，鸿逵考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，并办起一家以戒酒为目的的疗养院，公司的名字就叫“天天清醒健康科技有限公司”。妻子和儿子重新回到他的身边，他的身体也好转起来：“酒精肝”没有了，体重减了40多斤，“整个人都特别精神”。他说，我想告诉所有的人，清醒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