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群蛀”现象依然严重
王利民说,贿赂案件的窝案虽然复杂、工作量大,可一旦打开突破口,就会势如破竹,反而比孤案容易查办。因为多个嫌疑人的口供、提供的证据能够互相印证,形成证据链。查办窝案的难点在于,检察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。很多案件在检察机关查办前,嫌疑人之间就已经互相订立了攻守同盟,为开脱罪责做了准备。
2006年,宁波市反贪局掌握了市电力局原党委书记姜肖川受贿的线索。没想到,检察机关接到举报没多久,风声就泄露了。
“各种关系就找来了,说情的、施加压力的,都有。”颜华说,检察机关办案的隐蔽性没有了,嫌疑人的反侦查工作也开始了,转移资产,跟行贿人串供。
等到颜华和同事讯问行贿人时,对方早有了准备,“跟我们装精神病”。在颜华对面,行贿人说话语无伦次,自己打自己耳光,“甚至要挖掉自己的眼珠”。
“我们开始也不好断定他到底是真是假。”颜华回忆说,为了防止意外发生,他一夜看着行贿人没合眼。直到给那个人做了精神病鉴定,这一关才算攻克。
经过对电力系统有关信息的收集与分析,颜华和干警们认为,在该系统领导班子中,极有可能隐藏着重大的职务犯罪。
“我们没有直接找局长。”颜华说,我们采取了迂回侦查的策略,层层推进,先从基建处处长入手,再深挖其他人的犯罪问题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侦查,接连查出该系统5个领导干部受贿窝案,涉案金额达650余万元。
“近几年,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。”林喆表示,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。一名市委书记,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,平行连接着其他“互为参照”的地厅级官员,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。进入这个圈子的,大家彼此心照不宣,个案变成惯例,甚至成为潜规则。
2006年,林喆曾撰文指出,当年的官员腐败呈级别高、贪腐数额大和“群蛀”现象严重的特点。这些特点没有发生大的变化,林喆说:“2007年,‘群蛀’现象严重依然是官员腐败的特点之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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